第203章 一些事早已注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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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3章 一些事早已注定 六月十五日至十九日,政治局召开了大会,主要议题是确定针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方针,在原本的历史上采用的方针是利用、限制和改造,这一方针在过去五天的讨论里,并没有明显的变化,不过对方针的解读却略有改变。 原本全面国有化的计划被重新修订,国家允许一定范围内少量资本家工厂继续存在,不过对其的发展则继续做出了利用和限制的方针,考虑到资源由国家分配的情况,为避免这些工厂倒闭,允许他们在一定指标内向国家采购生产原料,但生产的产出,由国家统一定价,采用统购统销的方式进行。 也即这些资本家工厂,既没有生产原料的自由采购权,也没有产品的定价和销售权,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些资本家工厂虽然得到了保留,其利润大部分也归于个人,但是它们除了企业管理权限,在事实上沦为了国家的生产车间。 个体户也即商业方面,国家的改动则比较大,以农村地区为例,实行个体户登记制度,已经和未国有化的个体户都需要登记,在一定限额之内只缴纳一次性注册、登记类费用,而卖货郎、农民自留地的产出,除粮油棉糖外,全面放开允许其自由买卖。 城乡的个体户,已经国有化的暂时按原有制度实行,未国有化的,除符合国有条件的外,其余不再国有化,依旧采用注册登记制度,国家还规定,现有未国有化的个体户原则上不再进行强制全国面有化,其经营依旧归个体户所有人。 针对个体户的政策变动,是此次会议上最大的变动内容,这个改变一度在政治局会议上许不少同志难以理解,再他们看来共产主义就是一切归于国家,归于人民,现在依旧允许资本家存在,允许个体户存在,这与共产主义和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都不符,因此出现了反对的声音。 面对反对之声,总理代表政务院,公布了针对个体户全面国有化后的调查报告内容,会议之上总理最后总结道:“根据调查报告,我们得出了一个初步结论,即在一五计划的后期,随着个体户被全面取消,我国城乡收入不仅不会缩短,反而会进一步拉大。而又随着人口的增多,社会上将会出现大量的待业青年。” “我们初步做了一个测算,预计在58年至60年左右,全国将有1300万至2000万青年待业,并且每年都在提高,如果我们不做提前的规划,那么这么多的青年要如何安排呢?所以中央考虑到了这一情况,认为只有适当的放缓全面国有化的步骤,让社会吸纳一部分青年工作,以缓解这一矛盾。” “第二个方面,就是进―步提高教育比例,适当的延长教育时间,这样一来,进入社会的青年的数量在一定的时间内,就会减少一部分,这也能减缓就业的矛盾。” 事实上这个问题在56年就已经开始了,当时总理在东北考察时,就坦诚了就业的问题,当时全国的大学生都在担忧这个问题,他们面临着一毕业就失业的情况,主要原因是社会上没有那么多的岗位提供给他们,而当时的总理更是实事求是的与大学生们面对面的讨论这一问题。 而这些问题之所以会造成,说到底其实就是全面国有化之后,带来的一个矛盾,高中、大学毕业生除了进国有工厂没有第二条路可以选,干个体户是走资,开公司则是大大的走资,无论干哪一条都会被抓起来批斗,然而国有工厂哪可能承担全国的青年就业,这根本不现实。 1957年左右,全国国有企业在职员工,含国家政府机关总人数达到了恐怖的5400万,而当时全国有5.8亿左右的人口,也即每十个人中,就有一人在国有单位上班,这些人从七十年到九十年代陆续退休,加入待业青年不断的加入,使得国家财政供养的压力极大。 不说改开之后,就是改开之前,国有工厂之中,除部分技术型企业过得还行,大量的企业,包括钢铁厂、水瓶厂及部分产能过剩或者技术条件、产品同质化严重的企业,其实许多都在靠着国家财政供养活着。 国有工厂的工人,每天上上小班,厂子订单有没有影响也不大,反正国家养着,那时的工人很幸福,然而他们的幸福是以牺牲全国占八九成农民为代价而取得的。 特别是一些效益不好的国有工厂,每天上个班点个卯,可能没有以前工资高了,但不管怎么说,到月怎么都还有一份工资领,而一些工人甚至打完上班卡之后,直接在厂内或者出去接私活,这种事从七十年代中后期开始便屡见不鲜。 工人兄弟们为什么怀念那个时代?因为因他们即便到了后期,因为工厂效益原因过得不好,但也是相对于最繁荣的时期不好,工人阶级整体生活水准远远高于农民,而长期的供养使得许多人失去了基本的社会生存能力,在国家需要产业升级,再也无力承担并将他们抛向社会之后,一个又一个悲剧便开始了。 自从方叶到来北京之后,国家的工业发展历程,书记处已经了解得很清楚,因此如何尽力使工业发展现代化,保障全国就业,成为了摆在书记处眼前不得不解决的问题。 但是从目前的国内外局势看,中国还不能实行新经济政策,原因也很简单,国外方面:苏联是社会主义阵营的老大哥,,它的制度就定唯''韪,那么必然会成为中修。 国内方面,在方叶抵京汇报之前,国家已经实行了全面改造的方针政策,然而实行了还没几个月,便将其推翻,这是朝令夕改,等于是自打脸的行为,所以内外两方面,这件事都需要缓缓图之。 好在现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虽然已经颁布了方针,但是具体的内容以及总路线最终确定还没有进行,而方叶也是踩着点到了北京,所以现在在内部做出一些适当的调整,是一个合适的举措。 当然,书记处在内部会议上也已经有了发展规划的共识,预计将在五八年,即一五计划完成之后,根据实际情况来逐步推行‘新经济政策',而在苏共二十大之后,即1961年开始将会全面公开这—新政策,之所以如此,还是因为苏联没带头,我们不能带头,否则就是′中修'。 现在政治局关于′针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方针',就是内部的调整举措,国家并没有说不再全面国有化,而是使用了‘放缓'、‘原则上不再强制'这一类说词,这既是对过去冲动决策的一种弥补措施,也是结合社会主义阵营实际情况下的一个内部决定。 政治局会议第五日的总结会上,主席和少奇副主席都支持了政务院的这一观点,而主席同样说得直白,他一连提出了几个问题,包括全面国有化带来的庞大的财政供养问题要如何解决?全面取消个体户之后,社会就业的问题要如何解决?城乡差距的问题要如何解决等等,一连几个问题之后,便是对这些问题的分析与结论,至此会议之上再也没有了反对的声音。 会议刚刚结束,一般的小会议室里,计划委员会的高冈、一机部黄部长被留了下来,房间之中,主席和少奇副主席并排而坐,高冈两人居下,就见少奇说道:“留两位同志下来,是想了解一下沈机发生的事,现在处理得如何了?”黄部长看了看高冈,见其没有说话,便立即答道:“已经解决。” “你们是怎么解决的?quot;少奇接着问道。 黄部长回道:“一机部到沈机调查之后,发现问题确实比较大,主要是苏联模式与华昌的管理模式有着较大的冲突,总结起来就是,苏联模式有制度的要求,但同时更强调人和设备的作用,而华昌强调的则是制度的作用。” 黄部长随后就两者的具体区别,做了详细的汇报,他最后说道:“相比起来,两者都有着自己的优势,苏联模式对人管得严,华昌对流程管得严。—机部综合考虑之后,认为国家目前还没有详细的国有企业管理制度与标准,因此对沈机做出了决定,两套制度以前谁在用,现在继续用。” “你这是各打五十大板啊。quot;主席说道。 高冈立即说道:“主席,两种制度实行的时间都不久,但要是对比起来,东北地区苏联的制度实行得更久一些,一直以来也没有出什么太大的问题,所以现在有了新的华昌管理方法,用沈机来做下对比也是合适的。” 主席吸了一口烟,看了一眼高冈,又见黄敬低着眉头,便说道:“但这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啊。” 主席接着说道:“我听说华昌的方法在沈机已经实行了—年多,两者究竟孰更优,应当能对比得出来了。” 黄部长点了点头回道:“是的主席,在流程管理方面,华昌的方法更优,但是其也有缺点,就是对工人和管理的要求更高。” “你说说看。quot;主席抬了抬手。 黄部长说道:“我到华昌去看过,整个公司几乎没有文盲,所有员工都经过了庆州技校的培训,工人的整体素质水平国内其它企业基本没法与之相比,而且华昌的这套流程要运行,需要足够专业化的管理队伍,这方面国内也几乎是空白,要全面实行起来有相当的难度。” 高冈也补充道:“1950年东北地区就率先进行了企业管理制度的建立,根据苏联专家的提议和协助,先后成立了计划处与生产处,建立了企业'生产责任制'与严格的‘产品质量检查制度',还有统一会计核算;同年五月,燃料工业部又建立了《安全生产制度》。” 其实无论是黄部长还是高冈,俩人都没有真正的说明这件事背后的根源,其实这根本就不是管理制度的问题,而是工厂内部政治斗争的问题,原本计划处与生产处是分开的,结果空降了一个生产计划处长过来,立即就与厂原本的管理阶层展开了权力的争夺。 这场争斗很显然,政治立场上更占优的‘苏联制度′胜了,从而将原本已经稳定采用华昌管理方法的车间的原有流程全给废了,加上'增产节约'的政治号召,处处都站在政治的制高点,这才造成了这起′工厂事件'。 其实这些事情主席和少奇副主席都已经知道了,然而当着俩位领袖的面,高冈依旧选择了隐瞒,原因也很简单,这样的局面是计委派去的人搞出来的,他要是承认则是直接自打脸,因此无论如何他也不可能将内里的真实原因说出来。 由于‘只有政务院,没有颐年堂'的原因,为平衡政务院,才搞出来了一个计委,因此此时的计委的权限很大,不仅掌管着全国工业,而且与政务院分庭抗礼,大有取代政务院之势,就高本人来说,如今也算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了。 原本高是准备干下总理的,后来见总理一退干净,具体工作只负责外交和没啥实权的统筹方面,因此便将目标对准了少奇,打算将他干下来,只是他并不知道,主席确实打算全面收权,但是他不打算用激烈的内部斗争方式。 国家成立到朝鲜战争接近尾声,这段时间因为要处理国民党残余及国内恢复等问题,所以内部还需要一个平衡,但随着朝鲜战争即将结束,主席的声望进—步提高,他已经不需这些平衡手段了。 从另一方面说,前三年工作的重心主要是经济恢复与打仗,各种制度根本没有时间来建立,因此一段时间里,地方各大员各自为政,拥有地方的绝对决策权,而中央部门之中,政务院不仅曾分管所有政务,还负责军事方面,很多工作从决策到施行都没有书记处啥事,事实上形成了各自的山头。 国家军政命令不统一,每个人都有各有不同的想法,这是肯定不行的,因此权力需要集中,过去的那种平衡也不再适应需要了。 在这种情况之下,调各地方的书记来京工作,既是收地方之权,也是分中央部门之权,以避免过去出现政务院一家独大的情况。 高冈曾经执掌东北,那里又是全国的工业基地,因此他在抵京前后,主席都一直在笼络,只是这位同志心确实有些飘了,为了迅速上位,一上来就开始破坏内部团结。 原本他的作用是秤砣,为了增加分量制衡一方,然后他再被一番勉励之后,没有看清实际局势,却将自己变成了一把刀,对着别人就是一通乱砍,不仅将主席搞得下不来台,还成功的将所有人都变成了自己的敌人,最后以惨败收场。 主席不是没有提醒过他,无论在曾经的历史上,还是现在的历史上,主席都找他谈了好几次,只是自从他抵京之后,所居之地立即就车水马龙了起来,那种被奉承和投靠所得来的快感与成就,已经让人开始逐渐迷失了。 现在的他已经发现搞不动少奇了,于是目标又转移了,一边扩大计委的权力,一边疯狂抓住东北之权,另一边又想在内部谋取一个更高的位置,原本他就担任着副主席,所以位置小了他并不甘心,他要自成一派了。 过去他的目标是少奇和总理,现在这个目标从明转到了暗,在追求权力之路上,一些人往往并不会因为当前形势的改变而真的会改变,晚晚要么奋力一拼,要么蛰伏待机而动,过去是奋力现在是蛰伏。 至于他的改变,方叶便不知道,如果他了解对方心中所想,一定会十分感慨,很多事情并不是那么容易改变的,毕竟这是权力,不是一蓝子鸡蛋,说放弃就放弃了,何况其人还不知道主席所想,以及他未来的命运。 至于为什么不向他明说,以便让他主动退出,其实这种做法幼稚且好笑,这就好比公司里的那些管理者,为什么不向属下说清楚,而是让对方自己去理解去执行是一样的,政治是一种思想,政策则是一种手段,这些东西可以画出框架,但无法说出细则,因为很多事都是变动的。 从管理的角度来说,这也是评价一个人能力与水平的关键,因此管理者往往只会说将某事处理了,而不会告诉对方具体要如何处理,何况如果事事都这样安排,管理者非得累死不可,而下面的人却一个个坐等上面吩咐,形成懒惰思维。 现在高冈的问题就是一边想要上位,一边又无法理解上级管理者的意图,这就很要命了,所以他的问题说到底还是能力的问题,他还需要相当的历炼,假如他能意识到这些问题的话,那结局一定会不一样。 1953年,哈尔滨军事学院建设准备工作已经搞得差不多了,陈更便到了哈尔滨检查工作,准备破土动工,接着他堂堂一国副主席,计委一把手,大权在握之人,却带着—般子人也跑到了哈尔滨。 他跑过去干什么呢?并不是视察什么工作,而是因为51年陈更前往朝鲜工作,他举办了一个盛大的宴会企图拉拢陈更,结果没拉成,双方就此结仇,为了报复,军事学院的筹建审批报告,便一直被高压着不批,后来还是陈找到了主席才解决,而这一次来就是特意为了损人的。 另一方面,饶针对安子闻的问题,则是—点缓和的地方都没有可能,安的上级是少奇,背后是主席,而饶为了抓权,一上来就针对这位吏部的副部长,不仅将书记处亲点的吏部成员名单给泄露了出来,而且还想干下安。 因为高与饶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干下少其,所以俩人最后形成了某种共识,也就是后来的'同盟',因此只要两人的目标不变,该斗的问题依旧会斗,只是在针对少其的事情上,俩人也许只会更加隐蔽,所以这件事大概率依旧无法避免,只是时间长短的问题。 真正改变俩人历史的是在七月份的会议上,他们将吏部的名单直接对所有人公开了,要说'三月事件′'时,他们还只是私下传,但这次则是严重的触犯了政治纪律的行为,如果这件事依旧发生,那么主席将再不可能容忍。 而这件事一旦发生,也只能证明一点,此俩人难堪大任,救回这样的人其实意义不大,即便将来让其重新回到中央工作,赋予他们实权,大概率他们只会更加疯狂的报复,将内部的政治稳定搞得更乱,以领袖的政治智慧,此二人如果继续作下去,那么他定然不会再给核心权力。 当高冈将东北的成绩吹了一番之后,主席便笑了笑说道:“过去是取得了一些成绩的,但是接下来我们还需要不断的改进,让工作做得更好,如果有一些好的管理制度和方法,也可以试着研究之后加以施行嘛。” “好的主席。quot;高冈回道。 而黄部长则说道:“主席,我建议不如就将沈机作为一个试点,看看两种不同的管理方法,哪一种更体合我国企业发展的实际情况。” 主席点了点头:“—机部的这个想法很好啊,这世间没有一成不变的真理,我们既要学习苏联优秀的方面,也要结合我国工业发展的实际情况,发展出具有中国特点的企业管理方法。” 黄部长立即拧开钢笔记了起来,只到写完,他才对主席说道:“—机部会将沈机作为一个试点单位,选取两个单位,采用上述两种不同的方法,就以两年为期,到时再看看效果。” 少其也点了点头:“这个想法不错,但是也要注意,这两个单位最好是相互独立的,不要在同一个车间或单位内部实行两套制度。” “是。quot;黄部长回道。 事实上,华昌与沈机在管理模式上,就已经可以直接拿来对比了,但是华昌的情况也确实有所不同,主要还是其工人整体素质比全国大多数工厂都要高,这种对比在某种程度上有些缺乏公平,因此在同一水平内部,实行两套制度来对比更合适。 时值六月中旬,朝鲜战争的谈判进入了以打促谈的时节,自五月中旬开始,志愿军发起了′夏季反击战'两个阶段的作战均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因此艾森豪威尔也终于下定了决心,这场战争该结束了。 事实上,经历了1952年底的一段时间中断谈判之后,到了1953年的3月,随着斯大林的离世,就连苏联政府高层也看不下去了,在办完斯大林的葬礼之后,就在中国向苏联请示朝鲜战争结束问题的同日,三月十九日,马林科夫就结束朝鲜战争问题做出了决定。 这份决定最终以信函的方式递到中国和朝鲜,苏联部长会议的决定中写道:'...如果继续执行迄今为止推行的路线,如果不对这一路线做一些符合当前政治特点和出自我们三国人民最深远利益的改变,那是不正确的。'这封信函其实口吻是有些重的,内里甚至还直接提到'′这一路线′(斯大林的强硬立场)是'不按中国人民和朝鲜人民的根本利益'。 事实上战争打到今天,中国早就不想打了,但是没有苏联的点头,这场仗就必须打下去,一直打到苏联满意为止,看起来好像很荒谬,然而这就是时下中国仰人鼻息的正确写照,也由此可以看出此时的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和影响力。 中国的巨大的牺牲,不仅给苏联长了脸,提高了社会主义阵营在世界上威望,而且也让苏联看到了中国的价值,或者从另一方面说,苏联人看着中国拿出家底在朝鲜与美国人拼命,他们自己都有些不好意思了。 因此,五月份,苏联对中国的经济援助协定正式签订,这份协定之中苏联将新增援助中国新建和改进91个工业项目,加上1950年的50个,使得项目增加到了141个。 所以,苏联确实帮助了中国快速打下了工业化的基础,但是需要明白一点,这些是中国人民志愿军拿命在朝鲜拼出来的。 并且这些援助不是无偿的,而是中国通过向苏联出口橡胶、铁、铅、锌等矿来抵债,新疆可可托海三号矿(代号111矿),就是用来向苏联抵了20多亿的债务,整个还债过程从1955年开始,一直到1964年结束,特别是中苏交恶之后,全国人民为了还债更是勒紧了裤腰带。 现在中国为了避免进一步被苏联干涉,国家已经提前开采了可可托海的矿藏,并且通过与苏联的半导体、电阻焊机技术与电子元器件交易,不仅偿还了1950年的三亿美元贷款,而且因朝鲜战争欠苏联的战争债务,国家也有准备,将通过矿藏和药品、奶茶等利润归还。 经过财经委员会核算,朝鲜战争结束,中国将能直接偿还七成战争债务,如果动用全部外汇储备,这一债务将会被全部还清。 不过相比起这些问题,中美两国就战俘讨论的问题,却是并未同历史上一样在六月八号完成,而是一直拖到了六月十二号,原因是中国提出以被俘美军将领及飞行员换取中国在美留学生回国的事项。 美方—开始持反对态度,但考虑到美方被俘的将领及士兵太多,国内的反对之声极大,因此他们同意了就这一问题继续保持外交谈判,而中方为表示诚意,便在协议签订后的第二日,释放了美方的一名少将师长以及第一批两千多名俘虏,美方也对等放了两千名俘虏。 方叶看着报纸上的转载,钱雪森依旧没有能被提前释放回来,这让他感到十分遗憾,然而他也知道,这位的大科学家的归国之路,并没有那么容易,从后来的历史资料看,双方外交谈判展开了好几轮,并不是如传言那样,靠着几名飞行员和将领就能换回来的,这只是结果,而不是过程。 六月底,方叶再次来到了合肥,中科大的建设已经开始,而科技城的建设方叶也认为到了时候,第一期工程容纳两到三千名人员的研究中心主体大楼群,以及配套的生活设施工程正式动工。 而产业配套工厂目前只有两家,分别是录音机工厂和焊机工厂,不过,它们早在三月份就已经开工建设,虽然它们矗立在原野之中,看上去有些孤零零,但是方叶的内心却是充满了激情,他知道距离自己打造中国的产业科研中心又进了一步,这是一个全新的开始,就如同这个新生的国家一样,一切都在蒸蒸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