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44章 写点什么
第244章 写点什么 办公室里，许耀明详细的讲述了这段时间人民日报上针对俞伯平的批判，这件事的始端来自于九月一日山东大学报刊《文史哲》上一篇名叫《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它》的文章，这篇文章是由两位名叫李希凡和蓝翎学生写成的，后来人民日报便对俞伯平展开批判。 许耀明不知道这个过程之中发生了什么，但是方叶却是知道的，这便是1954年的文化大批判，主要针对的是文化界的‘胡适’资产阶级思想和唯心论观点。 文章发表之后，不知通过什么途径被江清读到了，于是便推荐给了伟人，而伟人读后也认为文章相当的不错，于是江清便找到了人民日报的总编邓拓要求发表，而邓拓在未与分管文艺的中宣部副部长周扬的商量下，采访了文章的两位发表人准备在报纸上发表，只是小样排出后却受到了周扬的反对，文章便没有发成。 接着九月下旬的一日，江清再次来到了报社，并找到了周扬、林默涵、邓拓、林淡秋等人展开了座谈会。 此时的江清是电影处处长，是下级，但是却能直接安排是中宣部的上级和报社的会谈，这种情况下周、邓二人当然心里是有一些看法的，何况他们二人也搞不清楚，这到底是伟人的意思，还是江清本人的意思。 事实上，在早些时候，周部长有一次去看伟人时，就表达了搞不清‘到底哪个是主席的，哪个是她个人的’。他表示‘是主席的指示，就坚决执行，若是她个人的意见，大家还可以讨论。'伟人“哦”了一声后问，有这样的事情?随后又说，江清很聪明。 因此当江清要求将这篇文章发表到人民日报上后，周、邓二人自觉认为是江个人的意见，所以给予了不同程度的反对，周副部长随后提出由《文艺报》转载，而与会的林默涵、何其芳则说‘这是小人物的文章,没什么了不起的。'时任文艺报主编冯雪峰找到了写文章的二人谈话，认为文章写得很粗糙需要再改一改,发表时还要再加一个编者按。 后来文章终于发表了，编者按还是冯亲自写的，他认为两个青年人以科学的观点评价俞伯平《红楼梦简论》值得大家注意，但作者的意见还不够周密，不过认识是正确的。 冯作了一个持公之论，只是他可能万万也想不到，他和周扬、邓拓却因此得罪了人。 方叶将收集来的报纸一—看过，不由得轻轻叹了一口气，这三人得罪了江清，最终在文革之中都没有得到好结果，当然那是过去的历史，未来怎样方叶现在也不知道，他不清楚未来发动新的运动后，还会不会那么过火。 江清将文章发表的经过告知了伟人，这引起了伟人的不满，但看到冯雪锋的编者按后更是感到‘问题严重’，他认为‘对年轻人要求太高，发表权威们的文章怎么就没有那么高的要求了?’。 时至10月16日，伟人亲自提笔给政治局和其它同志写了一封信，便点名了其中28人阅读，信中重点指出，要与‘胡适资产阶级唯心论做斗争’，他还认为‘俞平伯这一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当然是应当对他们采取团结态度的，但应当批判他们的毒害青年的错误思想，不应当对他们投降。’这封信写得相当的严厉。 一信激起千层浪，随即文化界展开了对俞伯平的激烈批判，一直到十一月初，上级来了新的指示，要求将矛头由俞伯平转向胡适，当然这不是说能俞的批评判就结束了，事实上从十月到十二月间，间各种批判会就召开了110多次，受批判人的俞伯平更是要赶场赴会。 而之所以要发起如此大的声势，主要还是此时的文学界，还没有学会使用马爷爷主义哲学观,不会从唯物主义和阶级论的观点去分析。 具体到俞伯平的《红楼梦简论》上，俞师承自胡适属于红楼考据派，认为红楼梦写的是一家一姓之兴衰悲剧，而他们的学术观点也是基于此出发。 1954年俞就将自己多年研究的成果进行了发表，一时间受到了社会的好评，但是他的这种观点与时代的大方向是相违背的，他没有从唯物论出发，而是从唯心论出发，只分析了一家—姓之兴衰,而没有看到‘封建官僚阶级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必然走向崩溃的结果。’胡适作为新文化运动以来的公共知识分子，他信奉的是‘自由主义’，不赞成‘阶级斗争’学说，但是他也曾经‘左’过。 1926年的七月，他到了莫斯科被苏俄革命和建设的新气象震动，并与蔡和森等党员畅谈良久，后事还对徐志摩说‘只要我们肯干，什么制度都可以’，徐志摩则说他‘像一个布尔什维克’。 只是不久之后，他又写文并在《晨报》上刊登了反苏的言论，其后报馆被左翼青年放了火，他为了表达自己容忍一切异见，并写信给陈独秀，批评主张阶级专制的人，认为他们连信仰自由都容忍不了。 1927年白色恐怖时代，陈延年被捕，胡适立即托关系救人，便找到了吴稚晖，只是这个姓吴的不是好人，他立即揭发了陈延年的身份，致使延年、乔年两位革命志士最终牺牲。 1932年陈独秀被捕，他发动文化界联合写信给蒋介石，主张从轻发落，老蒋采纳了他们的议建，后来陈独秀服刑期间，胡适也经常接济他，还按陈的要求购买书藉送阅。 纵观胡适此人，他是新文化运动的发起人之一，但是这场运动之后，他便与陈独秀、李大钊等马克思主义者分道扬镳，不过他既不赞成马列主义，也不反对，不过他确实不认可是马列主义中的‘阶级斗争’。 他认为︰‘阶级斗争无形之中养成一种阶级的仇视心…….使社会上本来应该互助而且可以互助的两种大势力，成为两座对垒的敌营，使许多建设的救济方法成为不可能，使历史上演出许多本不须有的悲剧’。 从他的观点中，我们不难看出，在中国革命的整个阶段中，他始终主张的是一种‘自由主义’和‘改良主义’，并没有认知到中国在这个阶段，真正需要的是什么。 方叶花了两天时间，通过报刊和对历史的查阅，搞清楚了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不过他却并没有就此动笔，只因这样的文章并不好写，特别是在当下的这个环境，是客观的叙述还是一左到底,这让他感到很犹豫。 整整思考了一日之后，他觉得还是要写一篇文章，并且采用中立、客观的原则，至于这篇文章能否发表，他觉得还是让上级来决定，所以这篇文章还是如以前一来，通过五二六局寄到中央，由领袖们来定夺。 夜色静悄悄，公司里的同事都已经下班了，但方叶办公室的灯还亮着，此刻的他坐在电脑前，直到一支烟抽完，双手才放到了键盘之了。 《从‘红楼梦简论’的批判聊起》副标题:——时代的思想赋予了我们怎样的启迪?》作者:王岩，文章的标题起完了，随即正文开始。 不过在正文开始前，方叶还是花了不到两百字，写了一个‘简述’，在这个简述之中，他表达了写这篇文章的意图，以及所抱持一些基本观点。 他将通过文章回顾半个世纪多以来中国思想界的动态，不过不会进行某项观点的批判，而只是表达一种个人观点，所以这不是一篇带有具体立场的文章，他将尽可能通过客观的叙述，论述中国为什么最终选择了现在的马列主义思想。 文章并没有从‘新文化运动’写起,而是从‘戊戌变法’写起，先是回顾了清朝为什么会发动‘维新’以及基本的过程,而后才挥笔写道:“一八九八年的‘戊戌变法’是一场企图通过‘改良主义’来使得中国改变落后的封建面貌，但这场运动最终仅仅持续了百日便失败了，而其失败的原因也很简单，它触及了封建专制统治阶级政权的核心利益。” “以康有为、严复、梁启超先生为代表维新派，没有采用改革的方式，而是认为通过一场妥协式的改良运动，就能够使得中国由封建专制顺利的转向君主立宪制资本主义制度，但他们忽略了统治阶级的既得利益群体维护群体利益的决心与意志，也表现出了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软弱性。” “改革与改良，二者一字之差，但是却有着很大的不同，具体表现在范围、深度、目标上的区别。” “改革是对现有体制根本性的、全面的改变，旨在创造全新的形象或解决根本问题;而改良则是对现有体制的修正、修订，以优化现有体制或满足当前的需要。” “但改革对于当时的大清王朝来说，无意于‘断其龙脉、灭其统治’，是会对统治阶极造成根本性的冲击甚至是颠覆，因此这场维新运动，最终采用了改良的方式。” “改良派们期望通过这一方式，既能保证现有统治阶级的既得利益不受大的损失，又能改变当时体制落后的面貌，使得统治政权获得一定程度的喘息机会。” “然而这种既要又要的想法，并不符合当时统治阶级利益集团的思想,在统治阶级看来，现有的体制是他们获得最大利益的保障，任何对这种体制进行一丝一毫的变动，都是在损害他们的利益，因此他们拒绝任何改变，或者说这种改变，最终必须保证他们的利益不受任何损失，然而这显然是不可能的。” “无论是改革还是改良，统治阶级实际上都无法接受，所以这场改良运动最终以失败告终，但客观的说，戊戌变法，是有着一定的积极意义的变法运动，它打破了过去‘旧有思想’的束缚，促进了思想解放和启蒙运动，推动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在激发爱国主义的同时,也为后续的改革奠定了基础。” “中国的第一场资产阶级改良运动虽然失败了，但是国内的‘新思想’反而因此兴起，各路仁人志士，纷纷开始研究拯救中国的办法，—大群新的思想流派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开始兴起。” “戊戌变化失败以后，有以严复、梁启超先生为代表的自由主义;辛亥革命以后又有以陈独秀同志、胡适先生为代表的激进主义;还有孙中山与梁启超先生为代表的革命思想等。” “严复先生是近代将西方思想介绍到中国的第一人，其自由主义初始主张为‘自由为体、民主为用’，他以资产阶级自由主义价值观为核心，否定传统的纲常伦理等文化，而在政治上建立西方式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最终实现全盘西化。” “戊戌变化至辛亥革命这段时间内，严复先生的思想开始转向，他放弃了《天演论》时期的社会达尔主义立场，开始专注于国家观和民族观的建立，这一观点的起因是他担忧‘义和团狭隘民族主义’和‘排满革命’，他试图通过理论构建一种统一的国家观与民族观。” “这一时期的严复先生的思想开始逐渐偏向保守，在一些问题的认知上，体现了一定的时代局限性，他没有意识到义和团运动与革命思想的进步意义。以义和团运动为例，这是一起由人民群众自发组织形成的反对帝国主义针对中国的侵略的伟大运动。” “虽然义和团运动同样有着其局限性，但不可否认的是，它的出现使得西方帝国主义国家过去在世界其它国家屡试不爽的殖民主义在中国破产了，对于这场运动的认知，国内争论良久，但我们不妨转换一个角度看看当时的西方侵略者和有识之士是如何说的。” “英国海军元帅西摩尔在辛丑年正月的《万国公报》中回忆道‘如果义和团完全使用现代枪炮的话，那么我率领的联军必将全军覆灭。’”“德意志陆军上将瓦德西:‘吾人若一观察日本明治维新之迅速与成功，则此处实值得吾人加以特别注意――至于中国所有好战精神尚未完全丧失，可于此次‘拳民运动’中见之。…世人动辄相语，谓取此州彼地，视外人统治其亿万众庶之事，若咄嗟可立办者，然实则欧美日本各国，皆无此脑力与兵力，可以统治其天下生灵四分之一也。” “而后瓦德西继续说道‘兹瓜分(中国)一事实为下策，如实行其下策，则后患不可不防矣。” “美国著名作者马克.吐温:“外国人不需要中国人，中国人也不需要外国人。在这一点上，我任何时候都和义和团站在一起。他们是爱国者。” “德国社民党中央机关报:如果说有所谓的‘神圣战争’，那么中国奋起抗击以主子姿态出现的外国剥削者的战争，正是这样一个‘神圣’的民族战争。” “列宁:试问，中国人对欧洲人的进攻，这次遭到了英、法、德、俄、日等国的疯狂镇压，究竟是由什么引起的呢?……，那些到中国来大发横财的人，那些利用自己所谓的文明来进行欺骗、掠夺和镇压的人，那些为了贩卖毒害人的鸦片的权利而同中国作战的人，那些用传教的鬼话来掩盖掠夺政策的人，中国人难道不能痛恨他们吗?”“以上可以看出，无论是侵略者还是世界的正义之士，他们对于中国的义和团运动，都有着清晰而客观的评价，唯独国内的一些知识分子，自称学贯中西，但是他们在看待这一问题上，却展现出了完全相反的一面。” “言归正传，严复先生的思想经历了维新、八国联军和辛亥革命三个阶段后，最终开始趋向于一种保守的思想，但他对于中国现代哲学启蒙的作用是无可置疑的。” “从百日维新到辛亥革命，西方的思想开始全面流行于中国，各种思想的碰撞最终催生出了五四新文化运动，这场运动对中国的深刻影响一直流传至今，它推动了时代思想的解放和启蒙，促进了文化的普及和繁荣，推动了学术研究，当然它还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新文化运动是近代中国最伟大的一场思想运动，它深刻的改变了过去中国的旧有思想，但其同样有着一定的局限性，那便是时代的思想者们通过这场运动，得出一个很重要的结论，那就是中国近代以来落后的根本原因是因为文化落后、文明落后、思想落后、制度落后。” “制度与狭义的思想落后是事实，因为它已经不适应现代以西方工业文明为基础形成的新制度与狭义的新思想，但是这不表示中国的文化和文明落后，甚至也不表示广义上的思想落后，这是完全不同的概念。” “工业即采取自然物质资源，制造生产资料、生活资料，或对各种原材料进行加工的生产事业。” “工业的产生源自于技术的进步，而技术进步是一个延续过程的进步。中国之所以没有这种延续的过程进步，是因为在满清的统治下,统治阶级为了统治需要，人为中断中国过去几千年来的技术进步从而导致的最终结果。” “而过去的无数思想者们，都认为中国落后是因为文化、思想、哲学等的全面落后，这其实是一种片面的认知，西方近代形成的技术优势既不代表文化优势，也不代表文明优势，更和人种的优势没有任何关系，它只是一种单纯的技术优势，是可以通过教育、学习等手段所掌握的。” “所以，当有一天中国的工业水平与科学技术发展到同西方难分伯仲之时，人们就会发现，西方不仅在文化和思想上是落后的，而且他们的制度同样存在着巨大的问题，今天暂时的落后不应成为否认自身一切的由来。” “就如同那些要废除汉字的一些学者一样，这是一种自我文化否定且极其短视的行为，每一个支持者都会被历史记录再案,然后受后人千古唾骂，这个时间甚至不需要多久，三四十年即可，今天的一些人将来是能够看到那一天的。” “新文化运动这一期间，各种思潮开始形成自有的认识，不同的思想者走上了不同的信仰流派，陈独秀、李大钊同志走上了马列主义的道路，而胡适先生皈依了自由主义;熊十力、梁漱溟先生开始了他们的新儒学等等等等，许多人士开始了自己拯救中国的新一轮探索与实践中去，我们不能否认他们中的每一位，因为他们都是爱国者。” “此时中国的政治生态也发生了变化，护法运动失败之后，孙中山先生痛定思痛，组建了国民党，同时他也发现了苏俄共产主义的成功对于中国革命的巨大价值，于是提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国共两党展开了第一次合作。” “但国共两党在于中国的治理上有着根本性的区别，国民党并未汲取‘戊戌变化’失败的教训，依旧采用了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 “从1925年国民政府成立到1949年败退台湾，34年间这个政府有着无数次改变中国的机会，但是他们与当年满清的统治阶级一样，不愿意放弃统治阶级的利益，从而由一个革命政党，逐渐退变成了帝国主义和西方资产阶级在中国的代理人。” “他们无视了社会各阶层期盼这个国家和民族深刻改革的愿望，没有代表这个国家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他们的失败从放弃革命理想的那一刻，就注定是失败的，哪怕没有共产党，这个党这个政府，将在彻底的沦为西方国家在中国的利益代言人后自行崩溃。” “这一区别在于，是在1949年被新的共产主义革命力量推翻，还是在若干年后内部的自行瓦解从而倒台，但它的结果不会改变，这是其性质所决定的。” “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苏联的红色革命取得了成功，沙俄旧的统治被苏俄新的统治所取代，经历过中国新文化运动和护法运动的少数知识分子，看到了新的希望，他们在分析了中国的形势后，认为共产主义能够彻底的改变中国的过去，于是在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了。” “至此，一个全新的思想流派登上了中国的舞台，它与过去所有的思想流派都不同，他们既不认为从上到下的改良主义能救中国，也不认为自由主义能实现西方式的理想主义‘完美制度’，他们认定只有通过一场自下而上彻底的革命才能达到重塑这个国家和民族的目的。” “此时的中国有着改良主义与自由主义混合的国民政府，也有着期望通过农村改革来实现国家振兴的新儒学派，还有着推翻一切重新来过的共产主义思想，大家都在忙于自己的实践，期望能为这个已经落魄了的老大文明找出新的生机。” “由于国民政府是由改良主义而形成的政权，这个统治阶级上台以后，其利益集团势力一共有三个类别，分别是:以官僚资产阶级形成的买办集团、以工商业为代表的小型资本主义集团以及以大小地主组成的地方势力集团。” “作为统治阶级的国民政府并未打破这种利益格局，实行政治和经济改革，反而在其统治过程之中，进—步的加深了彼此间的利益捆绑，这种从封建统治阶级利益转化为半现代西方资产阶级统治阶级利益，在事实上，对于人民来说，只不过是换了一个‘交税’的对象，其它方面并无实质性的改变，甚至在这种垄断官僚的统治下，人民的生活变得更加困顿了。” “造成这一切的原由，说到底是因为中国的改良主义思想界，学习西方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只学了一半，他们只看到西方民主制度的表象，而没有看到其本质及其在中国是否适应性的问题。” “他们一面模仿西方制度，一面又没有将过去传统的封建统治思维彻底的摒弃，他们没有像西方那样打破社会旧有利益格局，重新实行新的分配制度;也没有对社会的文化思想等方面进行深入的改造，使其适应新制度带来的变化;更没有建立—套完整的社会制度，来实践新的思想。” “改良主义的缺点或者说弊端暴露了出来，这个思想缺乏系统性和完整性，其表现的形式就是往往只有一些零散的改革措施，既形不成系统性的国家治理理念，也无法打破既有体制框架，更无法做到破釜沉舟的决心，因为在各种利益集团的相互牵制之下，改革将变得困难重重。如1934年国民政府实行的新生活运动失败就是最好的证明。” “改良主义思想，只能调和各种矛盾，而无力解决这种矛盾造成的根本性问题，它无法实现社会公平与效率之间的矛盾，比如无论工人的生产效率多高，但是这种效率带来的利益，却无法通过一个相对公平的体制分配给工人和其它阶层，而单纯成为了资产阶级的个人利益。” “这种改良主义形成的体制，甚至还远远不如西方的资本主义制度，至少在某一些方面，西方资本主义制度还有一个起码的公平原则，比如投资公共设施、教育、医疗保障等，而这种改良主义体制所形成的官僚统治集团，它们只在乎自己的利益。” “从这里我们可看出一些端倪，以胡适之先生为代表的近代改良主义或自由主义思想者们，他们大概率只看到了马列主义在中国取得了胜利，而至今都没有认真的思考过，他们的那种思想最终在中国失败的原因。” “如果自由主义思想者认为马列在中国的成功，仅仅是因为中国的共产党实行了新的土地政策，争取到了全国百姓的支持，加上武装斗争的胜利才赢得了天下，那么只能说明，他们在过去几十年来对于思想的认识程度同样具有着巨大的时代局限性，并且他们没有打算改变自己的这种局限性认知。” “成功有成功的秘诀，失败也有其造成的因素，如果一些人不能认真的分析，仅仅通过‘军事失败、主义之争’来看待新中国政权的胜利，那么则证明这些人对于近代以来中国思想的进步，还没有足够的认识。” “结语:自过去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的思想者们为这个国家和民族的新生，努力的探索着，无论是成功者还是失败者，他们都做到了一名中国知识分子所承担的责任。现在历史已经初步证明，马列主义思想适合中国的国情，那么作为知识界的一分子，是否应当意识到了这一点,并且着手在此基础上，建立中国全新的思想，为国家和民族的未来发展提供—种指引呢?我认为这是当代中国思想界需要转变的思维，也是所有知识分子共同的目标与责任。” 文章码完，方叶看了下时间，已经是凌晨一点了，第二天一上班，他便将文章打印了出来，装进了保密档案袋，交给了前来领取的五二六局的张福军，当日这份保密文件便通过军邮送往了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