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89章 有成绩也有问题

    第289章 有成绩也有问题

    同安县里建新城的议论沸沸扬扬,这对于这座小城来说，是历史性大事件，当县政府在受到一批又一批老百姓前来询问之后,面对群众的热情似火，县委县政府也没有再遮掩，便决定公开给予了正式的公告答复。——同安县要建新城了。

    与此同时,专家组一行在建工部刘部长的指示下，进行了合并,统一指挥，有国家设计院主导城市规划设计，由建筑设计院主导建筑设计,梁思诚等—众来自青华和南京工学院的学部委员和专家,受邀加入其中,并分成了三个组，各司其职。

    同安县里一片和谐,农业丰收、市场繁荣、民心高涨,而从国家的层面看,面临的问题依旧严峻。

    八月六日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最高领袖再度点名批评邓子辉，认为他的‘单干’想法不对，而邓则坚持已见。

    会议上,邓子辉认为:工业可以搞责任制,农业为什么不可以?责任制不涉及到所有制的问题,土地依然归集体所有。超产部分归个人，不是反对集体经济。

    他的这个态度,无疑让最高领袖十分的恼火,他的‘农业发展得从小农经济出发’的观点,更是与整个国家当前的发展规划想违背。

    国家当前的发展重点有二，一是工业发展，二是农业发展，工业发展之中，重工业排在第一，而工业的发展离不开农业，属于两手都要抓,在主席看来,国家必须要一盘棋，每个领域都不能各行其是,只有这样才能最大限度的集中资源,保障工业发展的实施。

    但是邓子辉则从农业领域实际情况出发，他反对将合作社从100万个，快速发展到130万个，也不同意现在的农业集中劳动，坚决‘单干’观点，他认为这种做法短期可行，长期则根本无法维持，是违反农业发展客观规律的,必然会造成难以挽回的后果。

    谁的观点正确?谁的错误?其实这不是对错的问题,而是看待问题角度的问题,主席的角度是‘整体观’,而邓子辉则是‘求是观’，一个讲的宏观格局，一个讲的是局部实际。

    整体上看，新中国成立后，之所以要进行农村互助合作运动,其实有着多方面的原因:多年的战争破坏，使得农村的生产力极其落后，农耕劳力和工具都严重不足,特别是土改以后，大量的田地划分到家庭以后,一段时间内,老百姓甚至家里连一把锄头都没有,不搞互助合作是不行的。

    而自1950至1953年，三年经济恢复之后,农村地区终于相对平稳了起来，但是农业生产力低下，农耕工具缺乏的问题,并没有完全改观,所以互助合作依旧在实施。

    随着‘一五计划’的展开，国家开始发展工业，作为农业大国,发挥出农业最大效率的方式,无疑采用‘集体制’是最快速也是最合适的，于是国家又进一步加大了互助合作，搞起了合作社，而这也是合作社由来的关键。

    邓子辉提出的‘单干’能不能提高生产效率，能不能保证国家工业发展的需要?就实际情况看,也必然是可以的,但从整体上看，面对国家农业生产力落后的整体情况,如果全面实行单干，一旦出现不利情况,将极大可能影响国家工业建设，而这是国家所不能允许的。

    苏联通过‘农业集体’实现了从农业国家向工业国家的转变，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也是由‘私人农场主’集中农业生产资料,保证了这一目标的实施,因此世界上还没有出现依靠农业‘单干’,’来实现国家工业化的,主席或许正是看到了这些综合因素,因此他才反对邓子辉的‘单干’观点。

    何况中国是一个十分庞大的国家,资源布局又十分不均衡，华东、华中、华南人口稠密，耕地集中，易于耕作产出高，而西南、西北、华北大多地区人口稀疏，耕作条件差,产出还低,这个‘单干’在此时的中国,想全面推行大概率根本行不通。

    还有另一条更加至关重要的原因,1953年,方叶在颐年堂时，就向领袖们解释过，其实无论是‘合作社’,还是‘单干’包产到户，其实都不是粮食产量提高的核心关键，要保证农业高产出，最重要的还是农药化肥、优质的种子及科学种植方式。

    然而，就以现下中国的农业生产条件，要完成这些无易于痴人说梦，所以邓子辉提出的‘单干’在某些地区，大概也确实能提高农业劳作的积极性,但是在当今国家统购统销的体制下，如果实行‘单干’农民将极有可能快速返贫,而后便是土地再次集中,出现‘新地主’。

    这不是危言耸听，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特点,现下集中劳动的模式，确实在一些方面抑制了农民积极性,但在整体上看，这也保证了农业在国家工业化需要,对农业实施剪刀叉的大环境下，农民不至于被压榨得流离失所。

    所以在主席看来‘仁’分为两种，一种是‘大仁’，一种是‘小仁’，主席就认为邓子辉的搞法是‘小仁’,他与邓子辉有过多次长达几个小时的争论,但从来没有说‘单干’就是错误，他是认为这种搞法，不适应现下国家整体环境的需要。

    实施‘大仁’那么第一代人就要吃大苦头，所有人都要做出奉献做好牺牲的准备，而要进行‘小仁’，那么第一代会好过一些,但是后面第二、第三代将继续奉献,继续牺牲。

    大仁，则国家工业快速进步，建立起政权和民族生存的基本保障,而小仁,这一过程就会减缓,面对如今国内外风云变幻,国家民族生存百年以来未有多大改观的情况下，作为最高领袖要怎么选，答案几乎是唯一的。

    政治有时候就是这么残酷,这也是为什么不让普通百姓轻易参政议政的原因，因为一个意识不清,思想不够坚定，行为不够果决的人,他根本接受不了这么残酷的真相,而伪圣母心对于一个国家来说，那将是巨大的灾难。

    方叶以前其实也很难接受，作为一名普通老百姓,他看到那些残忍的真相之后,第一时间不是认真分析,而是心里极度抗拒，在某些时期，某些政策或制度,其实就注定有一些生存能力差的人将会被淘汰,以此来保障更大基数人的群体利益，现实就是如此的残酷。

    只到后来,方叶看过一部科幻小学，作为执剑人的罗辑，经历现实的鞭笞,最后成熟了起来,他以一个绝斗士的无尚坚毅决心,维护着整个人类的生死存亡。

    他一度被同类认为是暴君,因为他只要按下那个开关，人类将会迎来灰飞烟灭,但他外表的绝情之下,其实是对人类的无限爱护，无限的仁爱，哪怕到了最后,他依旧想通过现实来警告人类,要活下就要面对残酷的现实。

    苍穹之上，星空璀璨，大地之上呱叫虫鸣,菊香书屋里，主席躺在床榻之上,手里正捧着一台华为平板电脑,而屏幕上正在播放着电视剧。

    只见屏幕上,暮年的汉武帝,目光之中透着阵阵杀意,对匍匐在地的司马迁说道:“你认为你真的了解朕吗?许多事最终只有天知道,已经发生了的,没有发生的。朕来不及改变，也不可能改变了。”

    主席抽着烟，看得津津有味,事实上这部电视剧他已经看第二遍了，过去的两年中,他看完《贞观长歌》、《康、雍、乾》三部曲、《朱元璋》、《唐明皇》，《大秦帝国》第一部 ,这些历史大剧,现在几乎已经成为了他休闲时,最大的爱好之一。当然他还看完了《人民的名义》精剪版，只是这部电视剧将他气得不轻，之后便完全没有了看第二遍的欲望。

    方叶当初送给五位书记平板电脑时，就给里面下载了不少电视剧,有历史正剧,也有像三国演义、西游记这样的演义剧，年代剧和时代剧也有一些，只是基于那十年的历史，因此年代剧，方叶只下载了几部。

    就在主席重看《汉武大帝》之时,门外响起了一个询问声:“小田，主席休息了吗?”“已经休息了。”田家英回道。

    正在弹烟灰的主席一听，便抬起头朝窗户喊道:“是总理吗?我还没睡,请进啊。”

    田家英听到了主席的话,便立即转身推开了门，总理走进门来,来到了主席的床边，就见主席穿着—件夏季薄睡衣，正自从床上坐了起来。

    总理一听,便笑了笑说道:“主席,这是在看《汉武大帝》。”

    主席哈哈一笑:“蒽来，你也看过了?”总理点头道:“看过了，这部剧真不错，还有四大名著都拍得十分经典,看起来引人入胜啊，，我看了两遍还停不下来，未来的文艺工作者们用心了。”

    主席微微点头:“相比起未来,我们现在的文艺战线还是太稚嫩了，要让他们拍这样的剧，怕是拍不出来。”

    主席抬手示意总理坐下，就见总理边坐下边说道:“我之前听方叶同志说,四大名著特别是《三国演义》和《西游记》影响力在亚洲十分广泛，几乎是一两代人共同的回忆。”

    “噢，尽有如此大的影响力?”主席顿时来了兴趣。

    总理肯定的说道:“四大名著基本在八十年代拍摄完成，那时国家已经改革开放,因此同属中华文化圈的亚洲各国纷纷引进了这四部剧,在东南亚、东北亚都引起了巨大的轰动，日本、韩国、越南、马来、印尼、新加坡、泰国等国，一度引起了热议狂潮。”

    “我们现在能拍吗?”主席吸了一口烟问道。

    总理摇了摇头:“怕是不成,国内连电视台都没有，电影局的制作层次也还达不到这种水准。”

    其实还有另一个原因，总理没有直说，他记得两年多前方叶半开玩笑的说过一句话:‘就现在这种反封建的国内政治氛围，怎么拍四大名著?怕不是拍出来了，也是一塌糊涂，甚至贾宝玉搞不好还得拿着马列,举着刀剑举口呼要灭掉‘封建毒瘤’。’当然这只是方叶的夸张之言，不过现下国内无论是时代电影，还是年代电影，那种浓重的反帝反封建色彩,倒也是实际情况,坏人一脸奸相,好人长得堂堂正正,坏人表情狰狞，好人则义正言辞,让这些电影工作者拍出后来的水准,也确实是难为人了。

    总理坐定,而后便将手中的一份报告递给了主席,主席关了电视，接过看了起来，就见总理说道:“印度又在藏南闹事了，上月20余印军，占领了藏南乌热地区,在那里公开收取我藏南牧民的税赋,三日前,尼赫鲁更是在德里公开声明，说乌热地区是印度领土，不存在争议。

    主席看了看报告，有些恼怒的将报告往床上一拍，皱眉着:“看来印度的前进政策是不会改变了,这一仗迟早还是要打。”

    “主席的意思是要给印度人一些教训?”总理问道。

    主席呼了一口烟,站了起来,踱了几步，方才摆了摆手:“还是得忍,去年我们新藏、川藏公路是修通了，但是这两条公路承载力有限,而我们对西藏地区的控制力还很弱,那个达赖跟我们也不是一条心,而且西藏问题，不仅有印度人还有美国人也搅和了进来，他们要在西藏搞事情。”

    总理说道:“根据情报证实,去年美国人招了一批藏族人培养成特工,并派遗回了西藏,还提供武器和电台，而历史记录也证明了这一点,看来五九年的叛乱还会发生。”

    主席回过身，声色坚定的说道:“该发生就让他发生,这批人不处理,我们还不好对藏地深入的管理。”

    “主席的意思是，将来达赖还是让他逃走?”总理问道。“走了一个达赖没关系,但是杀了或是关了却是关系很大，这个人处理起来有些棘手，所以我的看法,还是让他走了好。”主席说道。

    “可这样一来,达赖跑到国外之后，一度给我国藏地带来了许多问题,影响很大，以前放跑了,这一次还要放跑,是不是…。”

    主席微微一笑，挥手道:“闹点事怕什么，越闹藏地人民就越能看清他的真面目，对他就越失望,反而我们要是将这人给杀了或是抓了,给关起来，那才会给引起更大的问题,宗教这个东西处理起来还是要慎重为好。”

    主席略作沉吟而后接着说道:“藏地的问题,虽是复杂，但说到底还是落后的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不匹配造成的,要彻底的解决,一是提高藏地的教育，二是发展经济,我看未来的执政者也是这个思路，在方叶那边的现在,无论是新疆还是西藏,老百姓的生活都提高了,那些反动分子也就没有了出路，这才是解决问题的正确方向。”

    总理想了想,点起了头来表示接受，而后便说道:“那关于尼赫鲁的发言,外交部这边就不针锋相对了,还是缓和局势为主。”

    主席重重的呼了口气，说道:“先就如此吧，但国务院这边要加强藏地人民政府的建设工作,要保证在1957年前后，藏地尽可能多的地区受中央政府的控制，不能再像过去那样,觉得可以争取达赖,事实证明这条路已经走不通了，因此我们应当转移目光，全面争取藏地人民。”

    “好。”总理答应了一声,汇报结束,他便起了身说道:“主席，早点休息,没别的事我就回去了。”

    总理刚起身，主席却是抬手一拦，问道:“那两个示范县今年上半年情况如何?”总理立止了脚步，说道:“固安县自大锅饭在二月全部取消后，人民生产生活已经基本稳定,全县的合作社已经全面推广完成,今年固安县工农业生产比较平稳,农业方面粮食产量略有提升，工业方面国家投资的工厂建设工作推进顺利，社会整体稳定向好发展。”

    “同安县呢?”主席问道。

    总理笑了笑，回道:“工农商各业发展都很迅猛。”“迅猛?”主席疑问道。

    总理点了下头,接着便介绍了起来:“农业方面自1953年全县新品种双季稻全面推广以来,实现年年丰收的情景，今年夏收，全县72万亩粮田,累计打粮5.7亿余斤，亩均产790斤，油菜种植12万亩,菜籽产量1.68余万吨,亩产约140公斤。”

    “不仅同安县，今年整个庆州地区都迎来了主粮大丰收,仅一季收成,农民的温饱问题就初步得到了解决，据庆州地委上报，今年下半年若晚稻收成稳定,预计全年将生产120万吨稻谷，6.5万吨小麦，同比去年增产90%。”

    “其它方面呢?”主席问道。

    总理报道:“工业方面,据报目前除华昌机电外,近一年来,同安县新增国营、乡镇集体工厂27个,华昌投资公私合营工厂四个，涵盖有机电设备厂、电子元器件厂、农机工具厂，食品加工厂，纺织厂、巢丝厂、制衣厂、水泥杆厂等,全县各类大小工厂已有45座,职工八千余人。”

    “商业方面，全县自个体户取消以后,市场十分繁荣,全县个体户三千余,有搞养殖的，有卖零货的,也有开商店的,各行各业都有，我听—机部的同志说,今年发往同安县的自行车就有一千四百多辆,每个月都要发过去三四百辆，这还是国家限额下的情况。”

    “另外，缝初机、钟表、收音机在同安县销路也很好，安徽省七成的销售都在同安县。”

    “这是不是说得太夸张了一些，同安县从示范县到现在也不过一年半的时间,就发展成这样了?”主席是很反感浮夸的，虽未明说，但觉得这水份也太大了一些。

    总理笑了笑说道:“不是正式的汇报，大概是错不了的。主要还是华昌机电工厂的消费力强大，另外,那些发了家的个体户也是一个消费群体。”

    “我听说华昌的工人工资比国营单位要高许多。”主席说道。

    总理点头道:“华昌工人一年的收入，相当于国营工厂工人十年的收入总和。”

    “怎的搞这么夸张。”主席听此已经有些不满了:“方叶不是说分配不公平吗?他现在又究竟是怎么想的?”总理见主席的脸拉了下来,其实他也觉得这分配离了大谱,如今国营工厂的工人收入普遍在20至40元之前,实习期间也有15至18元;最高的八级工工资是104元,华昌工人的工资除流水线操作工外,普遍翻一倍,同级的八级工,华昌工人的工资都在130元左右。

    而这还只是工资，重要的是华昌工人有15%的股份，一年几千万分红,四千多人分,最差的也分了几百块，高的两三千元，可不是一年抵国营工厂工人十年收入么。

    总理将自己了解的都说了出来:“去年华昌集团成立，根据规定,15%收益用于分红,以华昌机电为例，拿出了近四千万元进行分红,全公司四千一百多号人，平均分了两千多元，研究员、技术专家、科学家则分了数千至数万不等。”

    “这种分配体制，工人确实受益了，不过根据同安示范县的税收政策,需缴纳2%至45%不等的个人所得税,年收入万元以上，需缴纳约20%以上的所得税,这些钱都归于了同安县财政，剩下的钱则由工人自由支配。”

    主席续起了烟问道:“工人支配的问题如何来调节?”总理回道:“除平时生活支出，就是购买工商业消费品，前几日建工部长刘秀锋同志去了同安,听建工部的同志说，同安县要建新县城,还要搞什么生活小区，大概是建房子再卖给工人阶级,根据经济循环的一般原理,工人的收入相当一部分会被社会市场吸收,而后再反向带动工商业的发展，最后再来带动农业和整个社会的发展。”

    “所以给高薪的目的是为了刺激社会经济的发展?”主席听明白了。

    总理点了点头:“大概是如此。”

    主席说道:“目前,国内社会资源总量有限,这样搞会形成地区分配不公的问题，方叶难道没有想到这些?”“他肯定是知道的,不过…。”总理稍作停顿便说道:“毕竟是一个县城，人口仅有54万，就算全县购买力很强，也还不至于影响到全国,我想他大概是想要立一个榜样出来,好证明他的想法是正确的。”

    这个问题当然是想到了，事实上他不仅全都明白,而且还是故意这样搞,因为过不了几年,国内的工商业品就要出问题了，大量的国营工厂建了起来,但是却没有多大的消费市场，或者说基于国家工业建设的需要，制度上压制市场的发展。

    然而想法没有错，集中全国资源办工业，但是没有一定程度的市场，造成的结果却是很大的，1956年开始，大量的高中，大学毕业生、城市青年无法就业，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开始山上下乡。

    知识青年下乡，这在短期内,确实对老少边穷和经济不发达地区的发展,提供了人才保障,但是随着大规模毕业潮的到来，这个矛盾将会越来越大。

    城市青年除了进工厂,进学校,基本没有别的就业方向，可国家工业才刚刚起步，大多数国营工厂的规模和水平都有待发展,根本解决不了这么多就业。

    特别是到了1958年时,全国国营职工包括公务员，达到了惊人的5400余万，而全国人口只有六亿,相当于十分之一都靠国家养。

    可就是这么一个庞大的数字,后面还有一两千万青年无法安排工作,等于有七八千万人,都不从事农业生产，需要国家来想办法供养，这又将进一步提高对农业的压榨,最终形成一个恶性循环。

    就以自行车为例，1955年中国自行车生产迎来了一个高峰,全国全年生产了60多万辆自行车,但是在现有的计划经济体制下，能买得起自行车的人急少，而自行车的生产量却又在不断的增加，仅仅五年之后，1960年就达到了250万辆。

    工业品不断的产出，消费市场又没有搞起来,同时还实行价格双轨制，国家调拔价与市场价完全不同，自行车调拔价一辆160元左右，而市场价两三百元，一个普通工人，就按石油工人来说，三级工一个月才43元，一年收入才够买一辆自行车，现实是，工人不可能拿这么多钱来买。

    一系列的经济问题就此出现了，社会终于从解放前的通货膨胀,而后进行抑制,初步解决,接着再次通胀,并且这一通胀就要持续了二十多年，恶性循环就此诞生。

    这个问题是否可以减缓呢?当然是可以的，其实将工人收入提高一些，而后发展一些基本的市场,不说完全解决，至少不会造成大规模的通胀,只是懂经济的人那么多，但最终这么一个简单的逻辑却并没有人敢于说出来,这中间的因素自然也不简单。

    首先是意识形态，发展市场就等于是搞资本主义,谁敢提那就要先看看自己的脑袋有几斤几两,其次是对工业发展的认识不足，认为通过抑制社会成品总量的输出，同时提高资源输入，减少支出，就能更好的发展工业，也就是一切向工业集中，集中资源办大事。

    不得不说，这个思路当然是正确的，只是过于教条了,集中资源没错，减少支出也没错，但是内部市场同样要发展,否则生产出钢铁，制造出自行车、缝纫机给谁用?用来做什么呢?

    纯靠外贸又行不通,那些工业国根本不缺这些低端工业品，甚至他们造得更好，往穷国卖又卖不出去多少，内循环又不搞,陷入了经济发展的误区。

    最后就是国际局势的问题,建国之后，国家面临的形势很不好,虽说突破外交困境取得了很好的成效,但是随着中国与苏美同时对抗，中国仅存的社会阵营市场又丢失了大部分，经济形势更加严峻了起来。

    正常来说,这时候扩大外贸与内循环，需要两手抓,结果国家并没有这样做,而是全力扩大外贸，以为这样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不过现实却完全不是如此,长期的贸易逆差，本就入不敷出，再加上对抗导致国防投入飞速增长，让本就处在困难之中的经济形势,顿时雪上加霜。

    学苏联模式,想象也很美好，国家控制一切，国家调度，国家分配,结果国家又没有苏联那么多专业的经济人才和数学家，未能进行全国大数据统计、分析与调查，也就是国家治理的专业水平很低,这使得在很长的时期内,国家其实只学了苏联的样子，并没有学到精髓。

    关于这段时期的历史，方叶有时候甚至不忍直视,他觉得从那边将同安市的市政府领导班子搞过来,其治理水平都要比现在高几个台阶。

    别的不说，还是拿国务院出来举例，搞运动式建设一个比一个专业，大手一挥,上!就一窝蜂的冲，结果几年下来，随着发展加深,这种运动式建设,其实已经不满足国家的需要了，现下国家需要的整体统筹，整体规划,整体实施,然后过程之中做好监控,同时不断的调整,可是这样的工作根本就没有人做,结果就是闹出了1956年初的‘反冒进’笑话。

    各地纷纷层层加码，上报了56年度的建设计划,总理和陈云一看，顿时就慌了，说目标订得过高，太离谱了，接着就报给主席,主席问二人,既然说太高了,那就拿出太高的证据来证明,结果又拿不出来,主席为此大怒，说是草台班子，下令反反冒进。

    方叶曾经在看历史资料之前,也觉得反反冒进不对，后来他了解整个过程之后,才发现国务院这干的实在太欠水平了，如果放在华昌集团，他恐怕第一时间就将人给罢了，这么基本的统筹管理都搞不好,那还搞个蛋。

    虽说作为国务院一把手，总理有总理的难处，但其实也有些小心过头了，自己既然名正在位，那该做的就做，制度该建就建,职责该划就划,统筹该搞就搞,人员该培训培训，做不好的该调整就调整,工作该上报的上报，只要立身正,职责范围主席也根本不会说什么。

    诚然,也还有另一方面的原因，就是此时百废待新，上面指令一个接着一个，确实也没有时间来认真的搭建框架，但时间紧任务重,对于制度的建设就更加重要了，即便自己实在没有时间，可这样的工作还是要人来做，完全可以成立一个小组，专门研究这方面,只是这样的工作又没人来做,最后可不就问题越来越多了。

    三月间,方叶向总理提出了这个问题，而总理现在也在着手搞这些事情了，但搞成什么样,现在方叶远在千里之外并不知道,但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如果统筹管理工作没有搞好，明年的冒进问题大概率还要发生。

    这件事不能用单纯的政治问题来解释这场争论,认为反冒进错,或者反反冒进错,更不能用个人专权来贴标,本质上就是工作没做到位造成的最终结果,事情没搞好,弄出了乱子，最后还平反,再方叶看来,那怕是扩大化了，根源上这件事也没得平反,错就是错。